中国公开大规模投资项目，对市场只有两天利好，而后传来境外做空中国金融股与基建股的声音，市场上有大笔资金依然不看好中国制造业复苏。
中国制造业处于下行周期，根据财政部9月11日公布的中央财政收入，受宏观经济下滑影响，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63亿元，连续4个月下跌，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765亿元，同比下降6.7%，出现今年以来首个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润下降，增值税同比减少 167亿元。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钢铁、有色金属等基础行业下行，大企业自顾不暇，增值税下降在情理之中。
在此关键时刻，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该如何稳定经济增长？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扩大投资。
9月11日，林毅夫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示，内需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消费和投资。目前中国的消费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增速已经很可观了。中国是投资激励还是消费增长？我的观点是投资，因为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和需求，让人们用收入进行消费；投资还可以提高未来生产率。只要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率越高越好。过去中国经济保持了32年的高增长，未来20年每年保持8%增长也是没问题的。
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温家宝总理解释了中国在08年以后的经济刺激政策，指出中国实施一揽子计划，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也为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的歪曲和指责，甚至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的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了中国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这些年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资产质量不断提高，抗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
工业化初起之时，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是常规手段，是打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经脉，中国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高速公路网，同样可以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立高速铁路网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工程。在13亿的人口大国缺乏便捷的轨道交通，城市化不可能快速运转，物流不可能通畅。
硬币从来都有两面，决定经济增长的绝不是单一因素。大规模投资稳定增长既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关键是投资效率如何，在投资过程中资源是否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配置。
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遭遇学界反弹，原因之一是增加了银行的坏帐风险。大规模投资之后伴随着银行的大规模再融资，显示了基建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未能实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国内基础建设缺乏与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物流铁路可以与企业合作，区域性铁路可以与地方企业进行大规模合作，学习美国铁路大建设时期的办法，通过国有资产套现筹集资金，通过在全球、国内证券市场发行铁路建设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不失为有效渠道。
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刻不容缓。一个开放的融资与建设体系总是能够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而一个封闭的体系可以表现为风险不共担，利益不共享，或者更糟糕的是，风险共担而利益独享，这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有所体系，才出现银行的ROA、ROE等技术指标向好，股价却掉头节节向下的怪像。
林毅夫为发改委主导的新一轮投资热辩解，表示“在此次发改委批复的项目中，很多是改善内地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且这些项目依赖财政支出而非信贷，有利于避免当年信贷迅速增长造成的通货膨胀等副作用”，林毅夫没有说完的话是，既然这些项目依赖财政支出，而发改委审批细则显示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如何应付？银行是否该对公益型项目大规模放贷？
在投资过程中，要防止争项目演变成争地盘的比拼，比如民航总局以似是而非的数据，提出还要大规模修建机场，尽管目前中国亏损的机场达到七成之多。而铁道部的天价宣传片，让公众了解到铁路部门的清水衙门是如何使预算的一半资金流入黑洞的。
投资效率、未来债务偿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需要投资，轨道交通是中国城市群飞翔的的翅膀，投资是否科学，是否市场，效率是高是低，是决定本轮投资结果的关键。线性的批评或者表扬，失之简单。
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似悖论实则合理;如果中国的投资经济倡导者力推改革，将起到凯恩斯主义同样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