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文化、宗教甚至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一个变量有可能导致结果完全改观，目前的历史经验、单一的人口模型很难作为未来政策的指针。
在近年来呼吁彻底放开计划生育限制的言论中，做为重要的论点支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理论受到关注。作为重要理论依据，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以及近年江浙一带明显的下降趋势，常被提及。以东亚与江浙等地的观察结果类推到全国，加上GDP稳定上升的预测，可以轻易得出中国生育率今后几年将稳步下降，乃至陷入坍塌危局的结论。
现实未必能够推出未来，更何况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不全面的。以俄罗斯论，无论经济如何，其人口总体水平处于下降趋势。而在俄国远东境内对于亚洲尤其中国移民保持密切关注，就是担心急剧增长的外部人口，吞噬俄罗斯人口。
对于东亚人口情况，必须进行全面分析。
首先，分析东亚四虎的人口现象以及成因。根据CIA公布的2012年最新估算数据，新加坡，我国澳门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占居了全世界倒数第一，二，三，四及第六位，分别为0.78, 0.92, 1.09, 1.1 和 1.23。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教育程度大大提高，避孕工具手段的普及，结婚年龄推迟和结婚率下降，生活抚养成本上升，以至生育变成一大负担。如此分析过于简单，进一步观察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以韩国为例，从1983年到2003年，总和生育率从2.08下降到1.19, 以后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这一持续下降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记录。
回溯五十年，韩国也经历了一次婴儿潮。上世纪50年代，韩国经历战乱，百废待兴，与美国二战后一样处于人口出生的报复性反弹期，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个韩国版计划生育政策(PPFK)，该政策成功地将韩国的生育率从六十年代初的6降低到了前述1983年的2.08。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进入快速提升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妇女就业率大幅上扬，在25岁至29岁的育龄妇女中，就业比例 从1995 的47.9％提升到 2007年的72.7％，韩国人均工时在2010年达到每年2193小时（大约每周42小时，除双休日外，每天工作8.4小时）。相应的，妇女就业之后面临繁重的工作压力，对于婴幼儿的社会照顾体系却没有跟上，导致生育成本急剧上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与其他东亚地区一样，在儿童教育阶段就面临高度竞争，课外补习、才艺培养的巨大负担，使得大多数人对于生儿育女诚惶诚恐。
中国人对这一幕相当熟悉，在当下，在中国的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家长对才艺培养、对教育竞争耳熟能详，所以，并不奇怪我国发达地区会上演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一幕，而且来势凶猛。但不一样的是，根据上一篇专栏所引用的权威统计数据，与韩国不同，我国妇女就业率近年来大幅下降二十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在高收入阶层或者低收入阶层，由就业压力导致的生育下降并不严重，相反，从高收入家庭在香港或者境外的出生通道看，有可能出现反弹。压力最大、生育意愿较低的是在当地城市没有根基、夫妻双方就业的中产收入家庭。如中国大陆深受欢迎的电视剧《蜗居》所显示，他们节衣缩食买房，所有的收入用于住房、子女教育，无力也无意生育两个以上的子女。
反观我国欠发达地区、或者发达地区具有多子女传统的地区，情况与日、韩等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一步跳跃，把这些地区与日韩直接类比，而后得出中国必然与日、韩相似的结论，必须进行按照具体类别划分的详尽比较。
我国具有独特的两大特征：第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地域劳动力迁徙，中国人口迁徙的规模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匹敌：一个国庆节的人口移动就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移动。第二，僵硬的户籍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化，使得来自各地的低收入移民未能成功地融入所在城市。正如中国的经济，具备了从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到欠发达的非洲的所有特征，中国的文化、生育状况同样如此。
在高净值人群以及留守本地的低收入人群中，大规模妇女到社会上就业并不普遍。高净值人群乐于向日本看齐，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妇看守家庭，他们有能力实现传统观念下的多子多福。
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多数不具备到社会就业的能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仅有0.7%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当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为3279万，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数量的60%以上，即一亿左右。从其受教育状况看，以初中学历为主，占62%。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5%。这些农民工处于生育期，平均工资月收入为2049元，无法融入城市，而他们的下一代据估计有1.2亿左右，他们的生育观与未来一样，捉摸不定。生活越惨淡，脱出常轨的选择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经济景气下行，就会影响到就业。笔者目前正在通过一定管道进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育状况调查，到时公布结果，可以肯定，生育两个或以上是主流。
按照一般城市化理论，进入发达地区的新移民，可以通过劳动在自己这一代或者下一代融入当地社会，在薪酬、教育、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原住民保持一致。中国的现实是，由于户籍限制、由于当地政府担心抬高城市运作成本、由于大量人口希望进入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接受公平教育存在巨大障碍，存在贫困代际传承现象，让农民工的下一代接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观念恐怕并不乐观，社会不公、牺牲一代农民工利益使中国经济大发展，也使这一代农民工及其后代成为边缘人。因此，以国外的城市化进程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变化、消费变化，是不客观的。
媒体一方面在报道不婚不育的丁克家族，另一方面又在报道两个80后年轻人同居四年生育四个孩子作为牟利工具，这些极端案例的存在，是中国生育状况多元化的征兆。较为明确的是，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边缘人、占据中国财富80％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生育观念有待进一步评估，这个群体的绝对人口数量并不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无法直接应用于这些群体，不能匆忙得出生育率会随整个国家GDP上升而大幅下降的结论。
似乎有模型支持放开政策，生育率也将下降的理论。如果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全国范围的生育率会继续下降？目前主流的人口模型可能存在一定问题。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引用了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用贝叶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员设计一个随机模型，针对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来确定模型参数，进而用计算机对各国的将来人口作重复模拟，以得到其分布图。其中关于中国的大致预测是，将来五十年内，中国生育率会从当前的1.6逐渐上升，然后徘徊在2左右。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力。按照论文结论，是否实行一胎化政策对于客观的生育率没有本质上的影响。
这一结果首先说明，国际主流学界认可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6，而不是1.18。其次，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坍塌现象。
总和生育率为2，依然是个较低的数据。在接受这一结论前，我们必须检视该贝叶斯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有关中国国情的考虑。
所谓贝叶斯方法，是统计学近几十年流行的一门学派，其宗旨是利用观测到的数据来对先验分布的假设作出修正进而得到一个后验分布。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贝叶斯方法会不断的利用最新的观测数据来修正对将来的估算。
解释贝叶斯公式最简单的例证，是医学上关于检测实验结果的一个经典问题：假定某一病症在人群中的发生概率是千分之一（所谓先验概率），设想一种检测方法，应用到某个可疑目标之后如果结果是阳性，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该目标对象就患有该病症呢？
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检测方法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检测结果阳性不等于已经给病人命运作出宣判。贝叶斯公式给出了计算后验概率的明确答案：在上述检测案例中，假定健康人中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验出假阳性，那么当一被随机抽检的人，结果为阳性并且多次检测后确定有该病症的概率并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会低至百分之十，这就是所谓的后验概率。
即使在统计学界，贝叶斯方法也有相当大的争议。在上述案例中，前提条件非常苛刻，在现实在难以应用。如果考虑到前来检测的病人多数已经有了些许病状，或者属于该病症的高危人群，仍然使用普通人千分之一的先验假设就不合理。应用到人口统计中，强制实行节育的国家、有多子多福传统文化的国家，放松政策后，反弹的力度可能很大，生育情况可能更接近于倡导优生优育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而不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彻底放开生育后的总和生育率，才说明了国民真正的选择。
贝叶斯方法在应用中常常左右为难，因为先验概率过于依赖前提假设，结论常取决于使用者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合理的假设经常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实际运用的贝叶斯统计方法中，各种假设更让人难以分辨。至于华盛顿大学的该篇人口论文，我们没有看到直接针对中国国情所做的假设，对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城市化特色均无分析，所以无法对这一结果采取照单全收的态度。使用贝叶斯方法，应该由深入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通学者，在尽可能接近中国现实的条件下，设立前提条件，全面的分析和运用实际模型。而不是把中国与日本、韩国、中东等地一视同仁。
退一步说，即使是贝叶斯方法成立，即使按照乐观的估计中国城市化与经济转型成功，生育趋向理性，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是更低。
讨论人口问题，是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后代承担我们不负责任的后果。综合考虑，笔者认为，目前优生优充仍需执行，人口总量控制隶属必须，而目前的计生执法有待调整，杜绝血腥增加人性。坚决的一胎政策有待商榷，至于实行两胎政策，还是谨慎地、局部地、根据特定人群试点性展开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