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有关公众利益与关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存在着双重焦虑——站在责任部门的角度，希望把事情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然后在把事情处理漂亮了或者在领导的许可下向社会公开，所焦虑者是事情还没眉目或者牵涉复杂的背景的时候，一旦走漏消息，事情的处理变得被动；站在公众的角度，恐怕事情在内幕之中会很容易被人背后运作，最后在不明不白之下，事情就被运作成另外一种样子，而徇私舞弊的事情也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公众焦虑者，没有透明就无由监督，掌握内部与资源者容易上下其手。
在此前提下，社会管理的创新目标是要建立更为信息对称型的政策对话模式。美国斯坦福大学发明的认知型民意调查方法，就是在公众经过与未经充分的政策解释的前提下，对其态度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公众的态度差异非常大。而今天我们的公共事务管理与政策信息解读，在考虑让民众参与、明白，尤其借助于真实的社会事件让民众及时掌握信息，清晰解读政策规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社会管理中的管理对象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双方误解、不信任、防范、恶意解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其中五个方面的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一是是否在政策与行政措施的早期与之前就能接触普通民众，掌握大家真实的需要；二是是否用公众辩论与动员的方式让民众潜在与轻易不愿意表达的真实的政策诉求浮出水面，尤其注意避免使用操纵式的政策听证模式；三是是否用大家能够明白的通俗语言与公共沟通方式与大家沟通；四是在特定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要第一时间给予公众信息，而不是使用被动方式给出挤牙膏式的应对信息；五是宽容公众信息的误偏而更加严格地要求政策信息的及时与公开披露。
零点所进行的县市长民调结果清晰地显示，只要民众对于县市长实际在做啥不知道或者不确定，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有可能在弄权贪渎，也就是说不透明与不公开本身就会加剧公众对于公权力与公共领导人的不信任。相反，如果公共领导人能尽量与公众用通俗亲和的方式沟通，则即使他们行为有所不足也会容易得到公众谅解。因此，把信息对称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追求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缺乏充分信息的情况，社会面与公权力面之间容易形成对立局面，则社会管理更容易变成对于社会的管制，而很难达到基于社会自觉的社会自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