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商会，大家都知道浙江商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做生意都组织商会，甚至在很小的非洲国家也能找到浙江商会的影子。商会的公信力来自于它们真的定位出它们可以做的实事与帮助能力，商会的领导来自民选与乐于担当比较明显的责任，成为与其他商业群体与资源群体进行群体博弈的平台。而相比较而论，很多其他地方的商会不成气候，很重要的一点是官方介入太多或者前任官员主导味道太浓，没有真正服众的治理机制与负责模式，组织成了一个独立牟利中心。
说到协会，我自己所在的市场研究行业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自治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协会，海选协会领导层、核心机构多为协会做贡献、主管机构不去简单干预协会工作。我们避免了大一些行业协会很难避免的命运：协会还象行政机关一样运作，脱离不了行政机关的作风与行为模式；协会领导是进不了人大政协的官员，形成老人治理的局面；协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行政配角与业余活动的平台，最多靠卖牌子去凑很多民间商业活动与论坛的热闹。
行业公会是市民社会发育的重要先声，公会化使得特定行业与利益领域形成一种比较高效的对话与利益沟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越是分散与弱小的行业越是需要公会化的组织模式，从而改变其在社会整体利益对话时候的地位。同是行业，组织化与代言人化的行业就有更多形成声音与寻求压力的能力，对比房地产行业与家居行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同是从业者，是不是形成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机构也会导致不同社会地位，美国占总人口不到5%的农场主在强有力的农场主协会的运作下政策影响力就远大于中国占总人口超过一半的农村地区人口的政策影响力。衡量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多大程度上，让协会与商会发挥其社会化的作用，目前在包括温州、泉州、珠三角的不少基层地区，自治化的商会与行业协会发育起来了，它们协助支持了不少社会服务职能，但是在较高的区域层级与国家层面，协会与商会作为行政附属的局面还是基本的，这就导致了社会发育的上下不对接。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大背景下，政府管理的变革在于大幅减少对于这类组织成立与发展的控制，减少对于这类组织的塞人措施，让官员老人家们在这类组织中退出，增大这类协会商会在政策提议上的发言权，给予这类组织以更大的行业活动空间，也让它们更多地进入到包括人大政协等带有政策影响力的参政议政机构中。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行业协会与商会的平衡发展，也就是不能只让少数行业依靠规模与先发优势形成强力组织，而另外的一些弱势行业在发展中需要适当的政策支持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