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多处提到了当社会群体与其他群体隔离而形成的封闭效应，对于影响他们的群体情感、社会责任感与行事模式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也恰恰是很多社会弊端无以得到社会本身的匡计，从而酿成激化的社会矛盾。其实隔离与封闭，恰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今天富二代与官二代之所以为人诟病，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群体由于与民众情感与联系的隔绝，而容易成为模式大众情感，激化大众对于他们的恶感的人。因此，当他们只生活在所谓富人的圈子，只去国际学校或者贵族学校，在私人教师的辅导下成长，早早地出国读书，又选择所谓的二代圈子厮混，在这样的成长方式中，他们不知不觉地离开了他们母国的土壤，他们当然没有像他们父辈一样地体会生活的奋斗，也没有机会体会到在艰苦的条件下人际的互助，一切似乎天经地义，不需要别人你就已经丰衣足食。因此他们非常有可能不理解社会规则的真相、不理解社会知识的逻辑、不具备对于社会多元人群的体贴、不具备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由衷同情。很多时候，无知与装逼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要么公然无知要么就是假装有知。
如果只是精英子女也还好，但是我们要警惕到的是即使在普通人家里，独生子女们也开始陷入一种广义的隔离——他们与家务隔离、与社区关系隔离、与校园与家庭外的自然的社会互动隔离，市民们关心自己的孩子学校里是不是有了外来人口的孩子，最好能把自己的孩子千方百计送去所谓的重点学校，作业与考试成绩已经成为远远超过社会见识、社会服务与社会参与的绝对指挥棒，家长、教师、辅导员甚至社会上的长辈都成为对于年轻一代加以隔离与封闭的同谋。如果可能再用留学、移民或者进入安稳的公共部门作为最终让自己孩子隔绝社会风险的绝招。但是这样成长的年轻人，社会感情淡薄、社会使命稀缺、社会方向缺失，他们不知为何而生，他们也不知往何处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考研、考博、博士后来延续自己封闭后茫然的岁月，但这样的延缓丝毫不能加强大家的适应能力与解决大家遇到的隔离综合症。社会问题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更愿意加强自己孩子的隔绝性，而隔绝更会加强这些年轻人在面对真实社会时候的茫然与无措。他们发出的声音与呼吁，成了社会上另外一种特别的声音，这种声音会加剧未来社会矛盾的难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