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哈佛大学教授在批评美国例外主义的一些迷思，大致包括美国觉得自己的存在独特特性，而作者觉得大部分大国崛起都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其实未必真的存在；美国觉得自己民族性具有优势，而这也是很多大国崛起时候都有的感受，但是实际上优势与它的丑陋性其实并存；美国觉得天佑美国，很多好事情都源自美国。对于美国自己的良好感受导致了美国例外主义的盛行，如果我们反思下，是不是有中国例外主义的存在呢？
我的感觉是有的。因为在很多的领域包括文化特性、政策与体制模式上面，存在着相当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与体制是例外的，也是适合中国的，但是这种认识是在现存秩序面的辩护还是从国人的真实特性出发的，至少我并不能看到人们对于现状面的充分认同与由衷接纳。也有人论证自古以来，中国人是爱好和平与不事扩张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与我们自己内在的想法不完全吻合，事实上历史上的殖民与扩展都与发展中的资源需要有关，而现在的中国不恰恰是处在某种这样的需要的关键阶段么？我们过去强调了中国人勤劳善良的一面，也强调了自古以来好东西都出在中国的历史渊源，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发现很多坏东西与特别恶劣的情况在我们的民族中特别有容纳度呢？中国也许是有很多伟大的地方，但同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单独强调一面就可能同时有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政策沙文主义与民族自卑主义的问题。
在前几天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上，我在主持由来自肯尼亚、科特迪瓦的部长与国内嘉宾共同参与的讨论的时候，特别与非洲朋友们分享到中国对非洲投资中存在的需要改进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中国在非洲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很多正面效应，但是我们从非洲兄弟提到的中国项目决策的模式、中国投资者的用工模式、中国援助项目的管理与评估模式、中国经济项目与政治的特殊关联性，我得说难道我们不是发现我们在非洲的发展与合作模式也是一种例外主义的例证么？并不是所有的例外都是不对的，同样也不是所有的例外都是合适的。而在所有的这些例外背后，恰恰代表民间资本与市场力量的，我们能抱怨的还有限，而且还有社会自然互动去解决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到政府的作为，这样的例外就开始变得有点不自然了，而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很多一部分的中国例外主义恰恰是政府作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