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听茅于轼先生讲课，就觉得中国要在做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才有未来；如果大家听许小年教授讲课，就觉得在中国怎么做也没啥未来了；如果你听郎咸平教授讲课，就觉得在中国其实早就没有未来了；当然如果大家听很多其他经济学家讲课的时候，就觉得在中国只有与当领导的搞好关系才有未来。一个做生意的人，大半的是即使做点踏实的小生意首先自己知道挣钱的机会在哪——如果最近毛病多，知道可以投医药卫生的生意了；如果死的鸡鸭多，那么可以做板兰根生意了；如果死的人多就可以做骨灰盒与墓地生意了；而如果最近很多专升本的学生找不到工作，那么就知道可以做本转专的培训生意了。所以经济学家眼里的问题，可以是企业家手里的机会；愤青们忧愤的牢骚可以成为企业家创业中的新服务；政治家想象的产业口号，可以成为企业家规划的房地产园区；悲观者不敢尝试的领域最可能站在那里的是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是乐观的观察者，是有前瞻的设计者，是积极的行动者，是务实的沟通者，是不会满足的进步者。虽然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会是做生意的人，但是难道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不应该成为在所有职位与职业上的人应该掌握的精神特质么？我们想象，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大学校长、一个有企业家精神呢的学问人、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可能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服务体验、敬业精神与做事情的质量，因为他们会更有创造性、能动性与成效感，他们会成为更强的激励人与带动人的先锋，也将成为大家中间的示范者与驱动器。今天政治家可以说各种各样的新口号，甚至语焉不详，但是企业家不能这样，企业家的号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清晰的指令，这样才能让成本得到控制，成效得到预期与管理，因此企业家更应该成为更多领导者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