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韦尔奇曾经把成功描述为早早地选择生活的不平衡，而执着地追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付出了相当的生活成本。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幸福感描述成为平衡感，追求不是过度的成功，把有限的成功当成生活享受的条件，而把生活与职业的平衡看成比较理想的境界。我们在首都劳动者的幸福感研究里面看到了这样的结论了么？回答是一半一半，前一半我们看到了职业成就感与幸福感有某种很强的相关性，职业成就感或者是职业成功带来的收入与其他生活条件改变，帮助了幸福感的上升，也帮助了社会地位感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即使现实的职业成就感不是那么高，但是如果提供学习与更好的职业成长空间，这种未来的成就前景，也能加强人们的幸福预期。那么另外一半呢？我们看到的幸福感，确实不是由职业成就感单一因素构成的，而是由包括生活保障感、家庭成员健康度、环境舒适度一同构成的平衡型体系。很显然，目前的社会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幸福度发展提供了很多正面的支持，这包括学习机会的提供、社会保障与职工保障条件的改善、职业转移空间的扩大，但是把多变量的生活质量保持在平衡的相对较高水平上，这代表了人们对于职业与生活质量的综合预期大大提高，而作为结果达到高幸福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
类似物价、社会保障体制、户口、交通条件等，并不是人们具有非常强的主观可控性的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那么什么是会加强人们对于自己幸福感的掌控度的：个体的学习、财务收入来源等可控因素的改变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资本的累积以及相应的信息获得能力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在零点的社会分层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教育程度能帮助大多数职工由社会底层进入中层，而技能及其精湛性能影响你是否由中低层进入中高层，而其后的社会流动高度地取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水平。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资源数量、类型的获得能力，而且不同职工类型的社会关系获得与运用能力有很大的差别，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基层与操作型的职工群体对于自己与下一代的社会资本获得不得要领。另外一个因素是孩子教育，由于应试教育的刚性特点，很多人感到自己对于孩子教育上只能成为应试教育的配合者，而且这个因素是如此普泛，以至于它在幸福度上的真实影响力都被掩盖了，而且人们也普遍地忽略或者调整了家教与师教之间本来存在的差异性。不可掌控因素通常是不幸福感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