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没下课之前，很多人觉得他应该下课，因为他对于那么悲哀的一个事件显得严肃不够，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能正面回答而只是调侃，他对于一些实质性问题不是在说明事实而是在维护铁道部的立场。但到王先生下了课，很多人觉得同情他，因为如果你站在他的位置上你能说得出更多的信息么？你如果不能说出实质性的信息，是不是连他那样调侃的能力也没有？关键在于，他只是受命在那个时候出来搪塞媒体的，那还能做些啥呢？
政府发言人在很多部门是按照政府不发言人的要求培训与安排的，而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的公共利益冲突事件时，这样的发言人体制越来越成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引发问题的机制了。人们等到政府发言人能提供点久所期望的信息，如果你从来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你是何等的愤怒呢？但是如果站在发言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奉命行事的，他只有那么点信息，他就是要在有限信息下回答远远不是有限信息能回答的问题，那么他怎么做呢？
当我们把行政管理称为公共管理的时候，意味着我们需要让更多的政策性与行政行为公开化，当我们对大家说越多的以民为本，就意味着人们以更多的苛刻的要求期待你变得更为公共，政府发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公开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做到充分的透明公开还有一个过程，但我们至少应该走在适当的进步的道路上。我在技术意义上，提出政府发言人改进的几点意见：一是让发言人成为政策代言人而不是麻烦代言人，政府部门很多具体的利益发布业务部门就自己代劳了，早早宣布了，一旦出了麻烦才让发言人去对付，而这个时候原则又是轻易不能乱说，所以发言人就很容易给人以不发言人的形象，业务部门的好消息与坏消息均应由发言人来代劳，有助于平衡其形象。二是对很多尚未充分查明的情况，不能轻易发布判断性结论，而应承诺继续调查，同时对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应承诺继续查询，不能轻易用封口的方法来对待。三是发言人不是宣传干部，而是沟通负责人，需要有健全的知识，敏感的沟通意识，负责任的信息收集者，其中最后一类需要突出强调，因为这就意味着在发言场合不是解答所有问题，但是可能梳理出不少关键的问题，上报下达，让一次次的发言活动成为适当的沟通场所。有些政府领导人依然把新闻发言人当成应付媒体与公众的角色，这是不合适的，也会越来越被动。
昨日场景：参加福田汽车十五周年庆典。北京大学生夏花会举办，产生七支潜在团队，拍得五万一千元善款。整个夏季夏花会拍得近五十万元，全部当场捐出支持现场产生的公益项目组。
今日小诗：
秋虫
天容我，
八月在夜晚唱得欢。
不管我是否懂主旋律，
星星们守候着我弄出的动静，
我喜地它们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