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5日，应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力邀，我给“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的博士和硕士作专题讲座，题目为《五十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口述科学社会史》，主要讲了四个方面：一是“五十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这一课题，二是五十年代留美科学家的历史，三是口述科学史方法论，四是归国留美科学家社会史。
三、口述科学史方法论
中国人做历史传统很悠久，中国人说的历史过于政治化，并不是把一个人的经历当历史来处理。西方则越来越尊重个体的经历，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越来越向美国的历史学习，口述史越来越受到重视。我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在美国发现历史》，当时我感觉很纳闷，美国历史这么短，怎么能在美国发现历史呢？我看完这本书感觉到，确实美国做历史的独立性非常强，美国口述史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历史研究的视角也非常多样化。
我在八十年代做五十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口述史时，采访了一批人，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写了一个工作方法备忘录《口述历史方法论——采访的意义及技术》。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总结了六个方面：一是采访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二是采访准备，三是联系采访，四是实际采访中如何介绍自己，五是采访过程中注意的事项，六是采访结束应注意的事项。
我希望大家都重视口述历史，这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走向实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学们的父母、老师的经历都具有历史意义。我和刘志光老师的很多经历现在看来也有历史意义，只是如何去挖掘。
搞口述史并不是可以信马由缰，让你的采访对象自由发挥，而你自己应该做 很多工作，做出充分准备。首先，要明确采访目的与重点，采访目的是由课题内容决定的，采访重点是由采访对象的生活经历决定的，选择采访重点必须要有充分的根据。规范化的采访一定要有采访提纲，主要包括采访的目的与重点、被采访人的生活状况、本项采访已有的文献目录，同时要搞清楚事件提到的人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已有文献的各种说法及其存在的问题。案头准备工作完成后，要与采访对象取得联系，通过电话联系时要注意说话口气与打电话的时间，写信联系要注意信封书写方式及行文的准确，而与资格老的人联系前一定要通过关系介绍，并征求联系人的意见，做到称呼准确。在联系过程中，态度谦虚、客气、真诚、认真、思路清晰，向对方介绍自己时一定要“四清楚”，即清楚地介绍自己、清楚地介绍自己的单位、清楚地介绍自己正在进行的课题、清楚地说明采访的原因与目的。与被采访人取得联系后，要保证被采访人有所准备或思考，一周后去采访，具体采访时间要由被采访者确定，而且要留下自己的电话和地址，以便时间冲突时能及时通知。我这么事无巨细的来说采访之前的功课，说明我当时有很强的实证色彩，而采访的工作一定要有实证精神，因为这有这个精神才能把第一手的历史实证材料弄清楚。我的思考中有很多是受了杜开昔的影响，很多有美国人做口述史的影子。
我二十年后整理五十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时也遇到了方法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叙述者口误、记忆偏差等问题，为此我专门请樊洪业老师来给我的课题组讲了两次课。
第一次讲课主要介绍了几种常见的口述史处理问题：循环叙述、跳跃性叙述、模糊叙述和记误叙述。其中模糊性叙述一般是无意的，如果有二次访谈机会，要搞清楚；记误叙述有的要重新调整，有的要进行二次访谈，有的要做文献考证。通过整理者的选择取舍可以解决口述者中的记误叙述问题，比如矛盾、偏激、掩饰等问题。
第二次讲课主要介绍了整理的四个原则：（1）强调时间与时序。整理者要尽量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整理，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提问的顺序。（2）注意叙事结构。口述者讲述的内容是否为提问的问题。（3）注意逻辑。注意口述者讲话的肢体语言、主语、语气、标点符号等，以防出现歧义。（4）注意口语。口述者讲述的时候带有方言、口头禅，如果可以反映口述者的个性或者口述者提供的信息有历史价值可以适当保留。
我希望我们做口述史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因为历史的视角会改变，受众的重点也会改变，但是我们做的口述史一定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四、归国留美科学家社会史
自从清朝派容闳等幼童出国留学以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经历了很漫长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留美高潮：第一次是二战后从大陆出去的，大概有6200人到了美国。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很多人到了台湾后，当时蒋介石希望这些人能够时刻想着“反攻大陆”，他出台了一个政策：从大陆去台湾的人不允许在台湾买地。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一定要返回大陆。这些人认为台湾不是久留之地，他们的子女高中毕业后纷纷到美国留学。这期间，共有几万人从台湾去美国读博士了。第三次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去美国的，当时出去了几十万人，这股留学热潮到现在都没有间断。
这三代留学生学成后的发展有各自的特点：第一代主要是科学家，而且是有冷战色彩的科学家；第二代发展的比较全面，更多的人融入了美国社会；第三代以跨区域创业者为主。
第一代是冷战型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获得者钱学森、朱光亚等人是这一代人，当时有5000人留在美国，其中出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这其中有300人在硅谷，创业者很少，但也有李信麟、李心培成功的创办了公司。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和杜润生一起专门去找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十分犹豫，在屋里踱着步，口中喃喃有词“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最后他勉强的表示同意，让他们去找邓小平。他们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杜润生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所以反右运动的时候很少有人被打成右派，我知道的右派一个是徐璋本，一个是严忠铎。最近我了解到有3位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是在夹边沟饿死的。一个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新中国成立后，时任甘肃省长邓宝珊给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写信让他推荐人才，傅作义就给他弟弟写信，让他回来。傅作恭回国以后没有到北京报道，直接去了甘肃，后来被打成右派，在夹边沟活活饿死了。还有一个叫董坚毅，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1952年回国以后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1955年主动提出支援大西北，不幸饿死在夹边沟。还有一个叫沈大文，是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学的，也饿死在夹边沟了。
到了第二代，有人成了科学家，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有很多人成了创业者，在美国的华人创业者主要是这帮人，比如龚行宪、朱伟人，陈五福、臧大化、王大成；还有人成为政治家，比如马英九。这一代人做的都很成功。
到了第三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业者成为主角，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有朱敏、邓锋、陈宏、曹小帆、邓中翰。邓中翰是创业者，但成为院士，主要是因为他研究的芯片取得了很大的科学成就。进入新世纪后，硅谷又有大量的华人创业者涌现，比如谢青、阎先涛、金海平、李同宁。当然现在还不断的有人在拼搏。中国在变，留学生的发展方向在变，创业者成为主角，科学家、政治家也不断的涌现。我最近写了一本书《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书中主要介绍了现在的留学生要做什么？要跨区域创业。我说的创业不仅仅是回中国创业，而是在美国和中国两边都创办公司。可能是在中国开发市场，在美国搞研发，也可能是在中国搞研发，在美国开发市场。这样的跨区域创业者现在越来越多，呈现出留学生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今年10月份我去美国，留学生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回中国创业要注意哪些事情？我告诉他们，现在中国缺少的是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你们要留在硅谷，不要轻易回大陆。硅谷是你们孕育创业梦想的地方，在硅谷要多和一流的天使投资人合作，多和企业家接触，然后拿出更好的创业计划，或者是有更多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理念后再回到中国。中国缺少的是这样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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