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

• 2013.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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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提交: 2013-01-10, 22:21:59 由 王德禄

       2012年12月23日，我邀请了樊洪业和胡大年两位科学史家来长城所交流，同在的还有刘志光、林爱民和程宏等人。我们首先谈了中国人和爱因斯坦通信的情况，又专门聊了请留美科学家虞俊回忆同爱因斯坦交流之事的进展。最后，我提议大家专门就爱因斯坦与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谈一谈。     我首先说了自己的感受。我之所以提议聊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改革开放的时候，《爱因斯坦文集》对我来说是影响最大的。当时并没有一本民主方面的书写得很好，可以作为精神上支撑的力量，而《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却让我感到是一种精神源泉。如果问改革开放中哪个人、哪个思想对我影响最大，那肯定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排第一。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对年轻人的思想解放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     林爱民也自认是受爱因斯坦思想启蒙的一个标本。他说《爱因斯坦文集》对他影响非常深，特别是第一卷中关于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以及第三卷关于科学家社会责任问题的阐述，让他感觉到人应该有探索、追求真理的乐趣，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刘志光认为，爱因斯坦当时能在大学生中流行，与科技、自然辩证法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有关。中共当时对科技有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思维，所以自然辩证法才能在思想禁锢中率先突破。     樊洪业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爱因斯坦能与改革开放产生关系，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许良英先生等人在文革中翻译爱因斯坦著作的长期积累，在文革后填补了大众的文化饥饿；二是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的活动，在文革后具有反弹作用；三是爱因斯坦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人物，上层不太警惕；四是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的推动。     胡大年也同意当时爱因斯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有力的。在他看来，这一是因为1978年我国开始强调科学技术，政府要高度依赖科学家，而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家代表的身份无疑增加了他的重要性；二是因为政府的正面宣传。     在去吃饭的路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跟樊洪业、胡大年他们说起我和林爱民认识的经过。当年我去勘探研究院找人，到了办公室那人不在，我却发现有一张办公桌上放了本《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于是我就好奇，这是谁的书？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这本书的主人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和我成为朋友的林爱民。     讲到爱因斯坦在改革开放中对年轻人思想的启蒙，就不得不提《爱因斯坦文集》，因为这次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文集》传播的作用。胡大年在《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就谈到了《爱因斯坦文集》对胡耀邦的影响。许良英先生还提到80年代中期，报上曾公布大学生最爱读的10种书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1976年付印，1977年1月开始发行，当时正值“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书上还标明了“内部发行”。随后，第二卷在1977年印刷，第三卷在1979年印刷，不过已经没有“内部发行”的字样。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1978年开始了。     也许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在1979年初的时候，正值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国内借机召开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以及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均参加了纪念大会。    就是这样，《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文革中批判相对论的运动、文革后年轻人对自我的追寻、改革开放后官方的肯定……所有的这一切，造就了爱因斯坦对我们这一辈的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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