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1日下午，樊洪业和王作跃来到了长城所。他们俩在科学史方面都很有成绩。这次他们来，一方面讨论《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一书的编辑问题，一方面讨论口述历史的方法和原则。我觉得这次讨论很有价值，就写了这篇博客与大家共享。
中国人做历史和美国人做历史有什么区别？
樊洪业主要介绍了做口述史的方法，重点介绍了三点：整理原则、整理难点的处理、常见口述史的问题。樊洪业讲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讲过之后，我们就口述史的问题讨论起来。
我认为，中国人做历史做得最早，最深。记得戈革当年曾说过：如果我做玻尔年谱，肯定比国外所有的人做得都好，而且我会完全按照中国人做年谱的方法去做。当时戈革正在翻译《玻尔文集》，他说翻译完了就做，但是到后来未能如愿。今天樊洪业讲的，恰恰把西方口述史和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结合在一起。中国人说的历史很简洁、贵族化，并不是把人的经历当历史处理。西方则越来越尊重个体的经历，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越来越向美国的历史学习，口述史越来越受到重视。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在美国发现历史》，我很纳闷，美国历史这么短，怎么能在美国发现历史呢？看这本书感觉到，确实美国做历史的独立性非常强，而中国是发现历史的精髓。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认为对口述史方法的研究很有价值。
王作跃认为，西方人的理解是独立性就是真髓。他提到，美国做口述史具有多样性，有三个主流：一是全盘托出；二是需要整理；三是更深度的口述史。樊洪业表示，王作跃所说的深度口述史才是真正的口述史，现在我们国内做的都是在抢救历史。目前，国内口述史的队伍不成熟，不是特别规范、学术化。国外都是学者亲自去访谈，自己做研究，而国内的研究者很少有人亲自去采访。
刘志光提到，中国有口述史传统，现在做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口述史。传统口述史开始主要是在民间走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允许人们去做口述史，现在逐步往规范的口述史方向做。如今北大、华师大等院校尽管都建立了口述史队伍。但是做口述史的人仍处于自己摸索阶段。对于近现代史专业来说，如果想研究50年代归国科学家，尤其是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可能没有比研究《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这本书中科学家们的经历更真实的，因为此书大面积地印证了知识分子的命运。
樊洪业说到，口述历史的方法：第一，人们很快把口述人的感受记录下来，比如人类学、社会学。第二，中国做口述史趋向于草根、大众，而不是精英化。但我们做的口述史一定要精英化的，因为我们做的是科学史。如果没有精英化，这一类口述史就没有意义。当然如果讲到科学与大众的关系，可能会适当提到大众化。国外真正搞科学史的都很重视内史，主要讲科学家的研究的思路，做实验的过程，科学内部牵涉的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国内的内史没有太多可挖掘的东西，大量的都是科学家的经历。王作跃很赞成樊洪业讲的口述史技巧，还说他讲的很现代。王作跃认为，口述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他本人做口述史工作更多的是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希望口述者讲的越多越好。王作跃还认为，樊洪业有两点讲的很重要，一是在不歪曲原意的前提下先要尊重口述者的原意。另一种是可靠性，他是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来做历史研究的。王作跃希望自己做的历史可以经得起考验，不是美国的考验，也不是中国的考验，而是历史的考验。他说，在演讲、做报告的时候，你可以讨好现在的学者、听众，但是历史会改变，听众也会改变。
本历史？他历史？
我认为，中国历史跟中国文化联系很紧密，应该去研究。我和樊洪业在努力的做本历史，王作跃做的是他历史。如果王作跃即做本历史又做他历史，就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强者。看了张纯如写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我觉得，中国人历史修养再强、再高，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这是因为张纯如在写他历史。王作跃则认为，有人说本历史就是“一个外国”。不要认为自己做本历史就自我限制，不如做他历史。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做历史都会有距离感。我觉得王作跃说的距离感很重要。最近我阅读了《中国人在哈佛》，书中提到学生进入哈佛大学以后，老师要求他们对中国产生距离感，还要给他们做很多工作，让他们产生距离感，否则老师就会认为很难给这些学生讲课。如果学生对中国没有距离感，老师一提到中国不好，他们就会为中国辩护。我一开始不理解，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新的认识，不只是做历史，做任何学问都应该有距离感。因为只有距离感，才能有独立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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