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3日下午，我和刘志光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新时期新观察——科学与和平研究在中国》理论研究专辑首发式”。这本书中也收录了我和刘志光的文章各一篇。我的文章题目叫《“民间的和平”与全球治理》，分为四个部分：一、和平与改革开放；二、冷战结束与世界格局变化；三、全球治理：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大宗商品；四、民间和平。下面是我文章的全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路，可以说中国的崛起是过去三十年间国际体系当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而这一事件本身，应该在相当大程度上归结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源自于文革后中国领导层对世界主题的判断。
长期以来，对时代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基础。这是自革命战争时期以来长期形成的传统。从共产国际时期，“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就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这不仅成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基础，直到建国后的头三十年，这一提法仍然被强调，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等一系列错误决策。很显然，如果还对世界的主题抱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推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得以贯彻实施。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对于这一主题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坚持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改革开放后，中共领导人逐渐认为战争可能推迟。正是在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确立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胡耀邦就说：“我到日本去一看（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而他的这一论述逐渐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共识。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这也成为中央对时代认识的分水岭。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因此，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当中，中共党的文件中首次确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使得中国能够从冷战中脱身，全身心的投入经济建设当中，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得以全面执行。
由于邓小平、胡耀邦等八十年代中国领导层对于时代主题变化的清醒认识，使得我国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前就及早开始了战略调整，探索了一条既不同于苏东，也异于欧美的中国特色发展的新路。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之时，我国不必面临剧烈的战略调整，只需要继续坚持既有正确的“改革开放”发展路径，就取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二、冷战结束与世界格局变化
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紧接着苏联的烟消云散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历史学家福山惊呼这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但事实上冷战结束了，历史并未终结，那么终结的是什么？可以认为是一个相互封闭和对抗的两极世界。冷战期间，世界被人为地分割成了几个阵营：军事上是北约和华约的对抗；政治上是美苏两个阵营；经济上则分成了“共同市场”和“经互会”。不同阵营之间存在着柏林墙、铁幕和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使得双方人民彼此难以交流、通讯，经贸自成体系，国家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约不复存在；前东欧国家竞相加入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性经济贸易协调机构。随着冷战结束，两极不复存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成为了最重要的趋势。
但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世界的格局从美国单极向多极变化。“9·11”之后，美国纠结起“反恐联盟”。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话语权加大，并且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中国从战略竞争对手转变为伙伴，并被称为“利益相关者”，事实上承认了中国作为独立一极的存在。以“9·11”为转折点，世界的多极化格局得到确立。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多极化格局。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各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长期的增长停滞乃至衰退。与之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势头。得益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全球经济保持信心，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有望提前完成。高盛分析员提出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不仅为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经济势能，甚至形成了新的国际机制。此外，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狸猫六国”：哥伦比亚、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等新的提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使得历史上第一次，发展中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的增长动力。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极”越来越多，呈现出“无极化”发展的趋势。
三、全球治理：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大宗商品
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和平的主要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冷战及冷战结束之初，和平问题的核心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与裁军，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是美苏争霸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新主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主题。尤其是对于前苏联核扩散问题的完美解决以及一系列控制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国际性条约、机制的建立之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逐渐成为某些地区性议题。
与之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世界无极化格局的显现，全球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主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国际经济、恐怖主义、基本人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大多是由发展带来的后续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往往难以依靠单个或多个国家通过双边外交或者传统外交渠道来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诸多全球治理新课题当中，大宗商品这一课题近年来急剧凸显，主要原因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1900年到2000年，全球有10亿人进入现代化，但从2000年到2010年，得益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新增10亿人进入了现代化，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如此高速的发展带来了对资源、能源的巨大需求，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高速上涨。经过统计，中国大宗商品消费占世界比例很多都已经超过50%.如1978年中国铁矿石消费世界占比例仅为4.5%，但2010年达到57%；中国对镍的消费1978年不超过全球的2%，但是2010年达到35%；中国对精对苯二甲酸PTA的消费1978年只有全球5%左右，但2010年接近了50%.中国的巨大需求带来了一个新名词：“中国时刻”，即中国对某种大宗商品的需求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当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就带来了该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增长。随着中国成为铜、铁矿石、棉花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消费国，中国的投资性需求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由于越来越多的商品已经出现了“中国时刻”，而且大部分的商品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中国时刻成为普遍现象，大宗商品价格也进入“高原”：近几年时间铜的价格翻了三倍，稀土价格翻了十倍，甚至像棉花这样的农产品价格也大幅上涨。这些上涨背后主要是新兴市场发展的需求。为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曾经说“如果中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全世界就乱了”。即现有的人类资源，已经很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长远来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这一困境，但是缓不济急。当前必须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步伐，从大宗商品入手寻找适宜的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大宗商品不但具有商品属性，而且还具有越来越多的金融属性。这样一来，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自然会对全球股票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竟成为制约股市运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另外，由于大宗商品多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原料，处于最上游，因此反映其供需状况的期货及现货价格变动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反映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是全球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反映着历史的沿革。大宗商品作为全球治理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也是最基本的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关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全世界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解决这一问题核心在于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于重建新格局下全球资源的分配权，在于协调不同国家由于不同发展水平差异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上的矛盾。由于人类逐渐迈步一个“全球链接”的时代，未来大宗商品即将展示于一个全球统一的交易平台，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能参与到大宗商品市场。新概念、新模式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治理主体来制衡大宗商品交易中的种种问题。
四、民间和平
新的全球治理要求有新的动力，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方向。传统的全球治理，主体往往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主权国家政府参与的国际组织。新的全球治理进程当中，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的理论和发展证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美好的世界，民间力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多的地区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了全球影响；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参与这些全球治理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使得民间组织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来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近年来，不仅仅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援助非洲等新兴领域，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凸显，甚至在传统的军控、外交和安全领域，一些民间智库也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近《经济学家》上一篇文章“民间的和平”（Privatising Peace），就介绍了这一趋势，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中心（HD）、危机管理倡议（CMI）等欧洲的民间智库就在和塔利班的谈判、调解印尼的地区冲突等外交进程当中起了的作用。民间智库正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议题的产生和议程的制定。
针对大宗商品的全球治理，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进一步扩大国际粮食署、国际能源署的职能，甚至成立国际金属署。但联合国本身的官僚化和低效率，以及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态度差异，使得这些举措往往一时难以实现，因此可以另辟蹊径。一方面以OPEC为样板，成立其他的资源生产国集团；另一方面成立世界钢铁协会为代表的行业协会，并设立以LME为代表的第三方市场，同时成立以铜业研究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对大宗商品的全球治理。
中国崛起带来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但是，当前中国的民间智库作用还未被激发出来。中国的智库甚至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都还很小，在和平问题上，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作用就更小了。为此，需要中国进一步放开对于民间组织、民间智库的管制，充分调动民间资源，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性和作用，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意见和建议，给他们献计献策。在大宗商品领域，尤其要培育一批参与全球大宗商品资源分配做市商，以往中国国企直接参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却屡屡铩羽而归，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鼓励、培养一批民企背景的做市商，将有助于中国平抑“中国时刻”带来的价格波动，降低西方资本利用其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窥伺，建立完善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也是我国应对世界新格局、新发展和新趋势的重要举措。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的民间力量可以，也应该能为“和谐世界”、全球治理的实现发挥更多的作用。
本月，此书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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