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出版社拟将我在80年代的文献整理出版，为此我清理一些过去的文档，也写出了这篇《我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
我的80年代是思考的80年代，是启蒙的80年代，也是学术研究的80年代。我1981年大学毕业后，分两个阶段、三个主题。两个阶段分别是：1981-1985年在河北涿州石油部物探局当老师，1986-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当编辑。三个主题分别是：原子弹社会史的研究、当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科学与和平的研究。
一、在河北涿州
我1982年春节后从青岛到了河北涿州，经过一翻讨价还价后，我到了石油部物探局电大教研组教书。我共带过2个班，并做班主任。第一个班是81级机械班，第二个班是83级电子班。除了当班主任，我还做物理课的辅导老师。 当班主任我比较认真，我和学生们年龄相差不大，有好多学生比我年龄还大，我和学生关系处理的比较好，现在很多学生还与我有联系，比如81级机械班的张增华、毛远征、陈霄，83级电子班的徐国栋、康玲。当物理课辅导老师，我每一学期都为学生做三次辅导课，期中考试之前讲一次，期末考试之前讲两次。我备课和讲课都很认真，在讲课中我比较重视物理概念，我对这份工作比较满意。
【图1】1983年在河北涿州石油部物探学校门口，那时那里还有点乡村风光 。
在电大当老师比较适合我，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我工作之余开始了物理学史的研究。我记得当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北京一次。到北京要去三个地方：一是去北京图书馆，更多的是去文津街北图的柏林寺分馆；二是去许良英家；三是去戈革家。这种边工作边研究的生活方式有点像中国古代崇尚的耕读之家，也有点像科学研究的自发状态。到许良英家，许良英对这种生活比较提倡，他告诉我：“爱因斯坦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他在瑞士专利局做专利审查员的时候业余进行的。” 爱因斯坦的故事在心灵深处激励着我。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生活是火热的，80年代的思想是开放的，80年代的人也是很纯洁的。
在涿州的五年是我学术的起步之年，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奥本海默传记。到涿州后，我就沿着这条思路开始研究爱因斯坦、西拉德等原子科学家的反战和平运动。记得当时读许良英翻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不但通读还精读。《爱因斯坦文集》放在枕头边，每天晚上都要看。《原子科学家通报》成了我关注的英文杂志，不但急迫地阅读每期新出的杂志，而且将创刊以来各期的杂志都通读了一遍。
记得许良英推荐我来写里奥-西拉德的词条。为了写好这一700字的词条，我查阅了Leo Szilard 的全部文献，并与美国物理学史中心联系，得到大量的Szilard的档案，完成了一篇5万字的稿子。
【图2】厦门科学社会史学讨论会是我迈进科学社会史界的关键一步。
1984年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要在厦门组织召开科学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告诉我要开这个会，希望我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所以非常重视，日以继夜查找资料，准备发言材料。我向会议提交了《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很快我就接到了会议邀请，并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我在会上也很活跃，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参会的人座谈，见到了很多至今还相识不忘的人。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樊洪业、金观涛、刘青峰、姚蜀平、陈益升、李昆峰等，还认识了清华大学的何成钧、南开大学的刘珺珺。
樊洪业在会上对我帮助很多。会议结束后，我累病了，樊洪业让《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给我买了回北京的飞机票，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会议之后，樊洪业推荐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陈益升在《科学与哲学》和《科学学译丛》这两个刊物上为我提供了很大发展空间，让我组织和翻译文章。可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打开了在北京学术界的活动空间。
我在涿州进行科学史研究，有很多想法需要与人交流，需要一个学术人脉圈。巧合得很，1983年刘志光毕业后被分配到石油物探局职工大学，与我在同一个院内上班，于是我和刘志光就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在当时，几乎每周我们都要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评论时政。当时总感到有很多新认识、新观点，谈了以后感到比较畅快。到现在这样一种习惯终于找到了一种更现代的、更好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博客和微博。如果说我和刘志光更多的讨论历史、文化、时政，那么说我在涿州还有一个朋友和我讨论哲学和方法论，他就是在石油物探局研究院工作的林爱民。我和林爱民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讨论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我们俩见面几乎都是争论的面红耳赤，他对哲学和学术的痴迷和专注比我还厉害。直面问题对象和内在旨意是他的口头禅，思考的旨趣往往在于直指各种哲学思想背后的问题意义和方法论逻辑，而我更执着于哲学思考的历史实证和价值旨趣。
我在涿州从1981-1985年，共呆了五年。这五年我生活得很愉快。这种愉快和我在这里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不无关系。当时电大有个教研组，组长叫吴鹏义。我们教研组有五六个教师，和我一起从华东石油学院分到物探局的有：我们班梁云辉，他在石油物探学校教书；数学班李长青；电子班盛莹。除了石油系统院校还有很多非石油系统院校，我记得还有兰州大学来的复青、江汉石油学院的吴刚，南京大学的禇一平…
二、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1986年初，罗伟要参加国内第一次和平会议（当时邓小平说世界大战要往后推，所以中国要搞和平会议），邀请我一块和他弄稿子。以这样的名义，我就被调到了北京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这时正是科学院政研室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合并成立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时候。
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要的话题是科学，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关于科学的思考，更多的是以自然辩证法来说事。正因为如此，《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改革开放的很多议题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先提出的。所以说，《自然辩证法通讯》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这个杂志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大天窗之一”。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独特的位置。
我调到北京后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工作，负责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栏目。当时杂志编辑部每周召开一次编务会，一般召开一个上午，最多用一个小时讨论编辑工作，其他时间谈论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国内各种动态、新的思想理论等，各种议论都能在会上听到，我感到这样的氛围非常难得，也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范岱年、金观涛、李醒民、刘青峰等领导对我们这些编辑比较放手，大家对工作有很多自由处理的空间。可以说，在《通讯》编辑部工作的这几年，既扩展了我的视野，又训练了我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学术自由。 除了几位老师，我们几个年轻人相处的也很好，与王大明、赵雷进切磋学术问题较多，与刘新彦、李真真不但讨论学术问题，还经常一起吃饭，她们在各方面都给我很多帮助。
1986年11月15日-19日，我负责组织了在广州召开的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如果和1984年10月厦门的科学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连起来算，这次广州会议应该算作是第二次科学社会史讨论会。在开会之前，我先行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安排了会场和饭店。全国70多位代表与会，会议共征收到论文近一百篇，经过评选，有40篇论文参加了会议交流。南开大学的刘珺珺和吴忠比较活跃，会议邀请他们就科学社会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背景和问题结构、研究方法等作了主题报告。美籍科学史专家杜开昔（K.G.Dugan）博士作的“政府保密制度及其对美国大学研究的影响”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在讨论中，杜开昔就“开放社会的理想”进一步谈了美国政府政务开放的一些情况。我在会上提交了《“双百”方针三十年历史初探》一文，这标志着这我开始了探讨中国的科学与政治这个主题。
2008年4月9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范岱年、樊洪业、陈益生、朱斌、李醒民、王大明、刘新彦、李真真等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就《通讯》与改革开放、《通讯》与我的成长发了言。
三、原子弹社会史的研究
关于原子弹社会史的研究，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5期），《核科学与核和平》（《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2期）），《核和平之父 —— 里奥•西拉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期）《科学家反核战争和平运动的喉舌 ——‘原子科学家通报’评介》（《科学学研究》1989年第1期） ，《核科学与核时代 —— 对核时代到来的科学社会史考察》（《大自然探索》1989年第3期）《奥本海默案件：美国的科学与政治》（《走向未来》1988年第2期）。
在80年代，我关于原子弹社会史的研究在《中国青年报》和《自然辩证法》报开了两个专栏。《中国青年报》记者刘黄为我开了一个“核与社会”的专栏，现在能找到的文章有：《使用第一颗原子弹之前……》（1985年8月3日），《从通报钟到“末日钟”》（1985年8月17日），《爱因斯坦是“原子弹之父”吗？》（1985年9月14日），《“反核”与“末反核战争”》（1985年10月2日），《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1986年2月1日），《奥本海默案件》（1986年8月2日）。当时李昆峰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担任《自然辩证法报》主编，我们俩当时很有共同语言，他为我开了一个“核科学与社会”的专栏，现在能找到的文章有：《广岛、长崎受害的双重意义》（1989年13期），《尼尔斯.玻尔和原子弹》（1989年16期），《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与‘哥廷根宣言’》（1989年18期），《释放核能的‘三部曲’》（1989年20期），《末日钟的历史》（1989年21期）。
80年代关于科学和和平问题，是我比较上心的一个研究领域。随着对原子弹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我开始研究和平问题。我在《未定稿》杂志发表了 《和平研究一览》（1986年第12期）。我的关于和平研究的综述，以《和平研究：一个正在成熟的学术领域》为题发表于《未来与发展》（1989年第6期）。还就帕格沃什运动、核冬天理论、核门槛等议题，经常发表文章或接受记者采访。现在想来，当时人类仍然处在冷战时期，科学家们为走出冷战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这些文章也算是为走出冷战做出的努力。
四、当代中国科发展史的研究
从开始做《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我就一直在思索前沿性的问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经历了从原子弹历史研究到中共党史研究的转变，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组织了一次“双百方针三十年”的座谈会，我和李真真负责会务，会上听到好多专家学者提到“双百方针”发布及其之后的历史。后来我就花了相当的力量研究共产党的科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毛泽东的科技政策一直研究到邓小平的科技政策。
关于“双百”方针，我写了三篇文章：《觉醒的代价 —— 双百方针的历史回顾》 、《“双百”方针历史大事记》、《“双百”方针：政策分析与理论思考》。那些年我为研究“双百”方针花了不少功夫，专门编写了一本 “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纪念文选，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文集中收录了陆定一、龚育之、于光远、朱厚泽、许良英、吴明瑜等人的回忆文章。另外还收录了“双百”方针提出时人们写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就因为当年写了这些文章而被打成右派。许良英为这本书写了3000多字的序言。这本书原来中国科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但1988年因反自由化而被撤稿。我还为“双百”方针专门写了一本书，山西出版社的三原色丛书决定出版，后来出版社也退稿了，我下海后，原稿不慎丢失。
由于研究“双百”方针，我对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对自然科学的学术批判运动感兴趣。我专门将这些学术批判进行了梳理，拟定了《现代中国科学史上的三次学术批判运动大纲》，并就这个主题在“自然辩证法青年沙龙”上进行了交流。离开学术界20多年了，我至今未看到一本有关“学术批判”的专著。
80年代值得一提的学术成果是我与刘戟锋、孟祥林合写的《中国大科学的运行机制：开放、认同与整合》。自从美国科学史家普莱斯把科学分成大科学和小科学之后，关于大科学体制的研究在大科学并不发达的美国较多，而在大科学比较发达的苏联和中国却较少。1992年，我在《科学世界》召集了关于“中国大科学的得与失”的讨论。出席人员有吴国盛、孟祥林、刘戟锋、刘兵、许天星和胡莽等。值得欣喜的是20年后，刘戟锋送来了他与他的学生谢海燕合著的《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一书。
80年代我第二个学术主题是专家治国论，我与刘志光合写了《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专家治国论》，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尽管当时政治改革呼声很高，但当时新权威主义盛行，我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专家治国。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利弊加以检讨。90年代关于唯科学主义的议论很多，争议很多。1992年，我和雷颐、孟祥林、刘戟锋、王胜光和胡莽在《科学世界》上召集了关于“科学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讨论。
80年代我第三个学术研究方向是50年代留美回国科学家的口述史，写了《1950年代留美科学家的故事》，关于这个主题不再赘述。
五、科学与和平研究
1988年，联合国提出每年11月11日所在的那个周为“科学与和平周”。这个倡议提出后，中国积极响应。科协是中国“科学与和平周”的主办单位，当时科协主席是周培源，具体负责科学和平周组织工作的是周培源的秘书陈一雄，我们和陈一雄接触很多。每一年“科学与和平周”的学术讨论会，都是由我来组织。当时我与刘戟锋、李义虎、刘志光、武文生等人是科学与和平周学术讨论会的主要发起人。几乎每一年的科学和平周我们都在一起策划当年研讨主题是什么，由科学家来谈和平问题，怎么履行社会责任。关于那些年的学术活动，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新格局、新思考 —— 科学与和平研究在中国》（湖南出版社，1993年）。我在这几年科学与和平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题目如下：
1989年11月10日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 “21世纪的科学与和平”，我发言的题目是《科学家社会责任的三个层次》，我说的这三个层次是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上展开的，1.三十年代英国的科学社会关系运动，2.二战后美国科学家反战和平运动，3.八十年代科学家社会责任运动。
1990年11月11日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 “科学时代的和平与国家战略 ”， 我发言的题目是《核后时代国家战略的伦理原则》，我提出核后时代，国家战略的四条伦理原则：一、和平、发展、安全是国家战略的首要前提，二、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无矛盾性，三、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无矛盾性，四、生态环境与人类利益的无矛盾性。
1991年11月11日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 “科技发展与世界新格局”，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和平研究的两个新观点》，这两个新观点一是民主国家无战争，二是人类的历史是和平史。
在1992年，我们与湖南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科学与和平》丛书。主编是中国“两弹元勋”陈能宽院士。执行主编是我和刘戟锋以及湖南出版社的朱永红，副主编是陈一雄、李义虎、张来举、孟祥林，编委是王路烨、王胜光、方敏、刘兵、刘志光、孙立民、孙伟林、陈孝平、张敏谦、张索佳、汤开健、季燕京、郑久平、郑毅、武文生、胡永全、高源、曾光军、高亮华、蒋世和。
《科学与和平》丛书包括了以下著作：
刘志光，《东方和平主义：源起、流变及走向》
周建设，《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中国军转民问题研究》
倪世雄，《战争与意义：核伦理学的兴起》
黄硕凤，《大较量：国力、球力论》
郗润昌，《核后时代的降临：大战略与列国纷争》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
李义虎，《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
鲍林著，吴万仟译，《告别战争：我们的未来设想》
O.内森、H.诺登著，刘新民译，《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
林中斌著，刘戟锋译，《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
【图4】我们在90年代主编的《科学与和平》丛书。
总之，我的80年代是我大学毕业，重新踏入社会的第一个十年，所谓重新踏入社会是因为我曾经当过下乡知青、当过工人，这些经历让我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对人性的启蒙、个性的解放更加关注、投入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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