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寒暄，我们对彼此有了基本了解。马文牧师出生在爱荷华，他有2个儿子、5个孙女，很像中国传统家庭。他很好奇我和刘志光为什么会在一起，我们告诉他，80年代我们共同研究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主题，后来又成为合作伙伴。马文牧师对我的经历和观点很感兴趣，我还向他介绍了我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一、我的下海经历
马文牧师首先就对我的从商经历感到兴趣，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下海。我告诉他，1989年以后，像我这样的人，很多都到了美国，留在中国下海经商的很少。而当时，我却决定下海，因为我想到市场上用市场的方式去改变中国。这在中国是很难的，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都要依附于国家，给政府当幕僚，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此。他听到这里更加好奇了，问我为什么能做到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他，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成，所以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而且，当时和我一样做咨询的人，很多都是学经济、管理的，而我是学物理的。我之所以能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低调。通常来讲，做思想库需要影响力很大，也就是很高调，美国的思想库就是如此。而我则尽量保持低调，并且坚持独立。我下海有很大的使命感，我们是哪里有改革就到哪里去。比如中关村、深圳，哪里民营经济发展好、哪个地区更开放，我们就到哪里去做。这么多年下来，主要有两类客户：民营企业和科技园区。因此，当年很多想做思想库的知识分子，因为高调，他们的机构都被关闭了，而我们一直生存下来。而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目前较少的民间思想库。
王鲁平的夫人问我：思想库在各个方面都很敏感，要把握政府政策、允许范围。怎么能够那么灵活地运用，而且还不让政府来反对你，生存那么多年，还要把自己的东西发展起来？我说：第一，我们肯定要和那些比较开放的部门合作，而不是有了新想法就赶紧到报纸上去说；第二，我原来是中科院政策所的，所以对跟政府打交道的方法比较了解。
二、《阴影之下的希望》
这次来美国，我在各种场合下都在讲中国的希望。我在出发之前还专门做了提纲，题目是《阴影之下的希望》。我与马文专门讲了这个话题。
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为什么呢？下海以来，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我自认为对中国的贡献在于创业的自由。原来在中国创业很难，创立一家公司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办下来，我为此进行了很多呼吁，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在中国，要创立一家公司只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办下来了。只要有了创业自由，中国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新的希望。
现在中国有三个圈：最外面一圈是政府和大国企，中间一圈是民营经济，最里面一圈，也是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新经济、高技术产业和科技园区，是中国最应该大力发展的。现在从外面观察中国，看到的都是政府和大国企，外国人大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批评中国。所以现在世界上每年都有两三个理论说中国要崩溃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其动力主要来自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在中国已经占据超过半壁江山。中国的最大希望在于新经济，现在硅谷每年有15000家新创企业，而中关村有30000家；中关村IPO的数字已经连续5年超过硅谷；而中国在纳斯达克新上市的公司数量也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国。但是中国和美国目前的差距还是存在的，就是中国仍然还没有出现改变世界的大公司，就是像苹果、facebook这样的公司。原因在于中国还是缺少思想自由，所以从创业开始就比较保守。美国有很多怀揣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而中国却很少。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呼吁改革，给人民更多自由，这样经济就可能发展得更好。
三、中国路该怎么走
刘志光问道马文牧师对中国的感知，他表示很好，特别是见到我们这两个从中国来的人。他认为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而我认为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如果政治上能更开明一下，经济上将会比美国更有魄力。
然而中国这么大，领导者怎样才能公正的、真正的代表民众的利益呢？我的答案是“分权”。其实这不只是我的答案。今年5月初，我去探望重病中的《人民日报》社前社长胡绩伟时曾经问他，如果要留下遗言，他想说点什么。他当时对我说：中国一定要分权！因为中国太大了，各地方的情况都不限同，所以必须要分权，不仅要分到省，还要继续往下。胡绩伟代表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老党员，他们从延安时代走过来，希望能够纠正历史中的错误。我称他们为“两头真”的一批人：年轻的时候真心地革命，老了以后又真心地探求民主。
四、中国最伟大的圣女
马文牧师向我们介绍，美国这个政治系统的创始者曾经说，这个系统只对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用，但是对没有道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不管用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改变人，这就是宗教的重要之处了。马文牧师对基督教的认识很客观，他并不认为基督教就是答案，基督教历史上也有很多事情是错误的，它既不能给中国答案，甚至也不能给美国答案。但是他认为宗教能够改变人，人变好了，好的系统才能有用。如果没有宗教来改变人，再好的系统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对他的布道感觉比较能接受。我问他怎么看信教，他说就像交朋友，会产生完全的信任感，心灵上会有一种找到依傍的感觉。我们告诉他，现在中国也有信仰危机。现在中国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些资源，比如儒家，来解决当下精神层面的问题。刘志光说，中国有一个“圣王”理想，就是说有道之人做统治者是一个理想状态。这与美国的立国精神有一致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想到两位女性，我认为她们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常伟大的，而她们两个也都是基督徒。她们就是林昭和张纯如。
林昭是公认的北大才女，即使是在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也拒不认罪，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在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她始终都在斗争着。在她的内心，基督教的信仰、价值观支撑她斗争到最后，致死不肯屈服。1968年4月29日，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害。
张纯如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是个基督教徒。她曾经写了一本《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后在连续一个月在《纽约时报》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她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黑暗事实，使自己的内心受到很大伤害；而且在书出版后，她一直受到日本人很大的压力。然而她一直坚持对历史的忠诚，体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由于政治原因，美国人把日本的错误给掩盖了，今天仍然是如此。
我告诉马文牧师，林昭和张纯如是当代中国的圣人，就像基督教中的圣徒，所以我说她们是我所知道的中国最伟大的两个圣女。如果基督教努力宣传她们，一定能在中国传播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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